从“意思”到“意味”

［摘 要］

作为“意思”存在的马克思思想和作为“意味”存在的马克思主义，是人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两种基本理路。前者表达着马克思思想作为历史的客观存在、“是什么”的知识性存在和文本为本的对象性存在的知识本质，后者表达着马克思主义作为不同“意味”的丰富可能性、永远在世性、不断生成性的实践本质。马克思思想“意思”和马克思主义“意味”相统一的辩证法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研究是从“意思”走向“意味”的研究，即从马克思思想走向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因为没有马克思思想的“意思”，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意味”，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意味”，马克思思想的“意思”就不能把自身时代化为现实的实践，也就不能实现自身不断生成的永远在世本质。

马克思恩格斯之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呈现出似乎无限多样的意义。这一方面确证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经典的魅力和本质，因为任何真正的经典不仅要能抓住“问题的根本”，能打动人，而且在意义方面也是开放的，“总是拒绝定论性解释”，向不同的人呈现出不同的意义。另一方面也使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不得不经常回到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前提的方法和出发点，因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产生的几乎所有争论和分歧都与研究方法和出发点的不同有关。作为这一问题的反映，一段时期，人们纷纷提出“走近马克思”“走进马克思”“回到马克思”“走出马克思”“超越马克思”“从马克思走向未来”等不同观点，表达着各不相同的研究立场、观点和方法。这种不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概括为“意思”和“意味”的不同，亦即“意思是什么”和“意味着什么”的不同。前者更多立足马克思思想本身，坚持一种历史的方法，后者则更多着眼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坚持一种现实的出发点。马克思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所体现的返本开新实质，仍然是当下需要辨析和自觉的一个问题。

一、作为“意思”的马克思的思想

把马克思的思想作为具有客观性的“意思”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种重要倾向。这种倾向更多把马克思和马克思的思想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客观存在，强调“回到马克思”及其历史本身，突出对马克思思想及其历史文本的“文献学研究”“文本学研究”“版本考订”乃至“编辑学研究”等。作为一种学术追求，这种倾向和旨趣“是面对着一种已成为历史的，因而是作为对那种历史的批判而出现的”。“意思是什么”的追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其基本的思维方式，并在认识论的意义上确证着马克思思想作为一种知识性存在的本质。

（一）“回到马克思”的语境源起

事实上，“回到”这一行为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中是一种常见现象，“回到马克思”也不是一种新的方法诉求。反观人类的思想发展史，我们就会发现几乎在每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之后，都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回到”的事实，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等都受到了后人所谓“回到”的尊崇。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固然源于思想家之思想的魅力与深刻洞见，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则源于人们对于“事情本身”和“回到事情本身”的本体论信仰。这种信仰坚信作为认识的对象，只有“面向事情本身”，从原初的文本出发，对于伟大思想的理解、继承和发展才真实可靠。此外，“回到马克思”还基于对以往误读了马克思的认知前提。具体到我国学术界，还有着特殊的背景，反映着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具体进展。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很长一段时期，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牢牢统治着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客观反映了当时我国社会存在的基本状况，对于促进初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暴露出这种教科书体系与社会发展状况的不相适应。由此，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我国已故著名哲学家高清海为重要代表，学术界就开始从不同方面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进行反思和批判。随着这一批判过程的不断展开，人们纷纷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解，也出现了诸多分歧和论争。如围绕辩证法的问题，出现了“客观辩证法”“主观辩证法”“实践辩证法”以及“主体辩证法”等分歧；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问题，出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以及“历史的唯物主义”等争论。在这种分歧和争论中，为了实现对旧有教科书体系和其他不同观点的批判，为自己的立论找到理论原点，学者们把目光投向马克思思想本身，聚焦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对其进行“版本考订”“文献学研究”和“文本研究”等，力图通过这些研究，在所谓“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中面向马克思思想本身，从而确证自己的立论，并在众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占有自己的话语空间。由此，也就形成了除受西方“马克思学”影响之外，中国“马克思学”兴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二）马克思思想的“意思”本质

“回到马克思”的根本旨趣是确立当下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把握，具体则体现为回到马克思的思想，追问马克思思想的“意思”，因此，在最直接的意义上可以看成以马克思思想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学”。

首先，马克思的思想是一种在无限绵延的时间之流中已成为过去的历史的客观存在。历史的存在就意味着它只能同它所属的那个时代一起才能存在、才能被理解，即必须与同属于它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以及同属于那个时代的其他思想家的思想一起被理解。客观存在则意味着一种确定性的本质，这种确定性作为一切知识的前提和基础，“它是否在”“如何完成自身的在”和“以什么方式在”等都与认识主体无关、与解释者的“先行具有、先行视见与先行掌握”无关，也与现实的实践无关，在就是在着，没有任何在世牵挂的在着。正是因为马克思思想在已成为过去的历史中的客观存在，才成就了所有“回到马克思”观念的本体基础，也成就了马克思学的可能性前提。虽然按照怀疑论的观点，怎样回到、谁能回到甚至能不能回到都完全是不确定的。

其次，马克思的思想是一种能以“意思是什么”的思维方式追问的知识性存在。在柏拉图看来，知识是被确证的真实的信仰，指的是人们的信仰与所信仰的客观实在相符合的一种关系。作为知识，首先一定能以“是什么”的方式被提问，并且在一定范围内也必须能够以一种确定的、没有争议的和“意思是什么”的方式被回答。这种回答是明确的，不是含混的；是一元的，不是多元的；是有限闭合的，不是无限展开的。“回到马克思”坚持的正是这种知识论的思维，把马克思的思想作为一种“知识”，看成具有完全确定性的存在；或者通过文本学的研究方式，或者通过文献学的研究方式，以近乎经院式的考据精神，去发现关于马克思思想所应该坚持的能够被确证的真实的信仰。这种信仰是确定的，因而也是明确的，相对于马克思思想自身，它一点不能多，一点也不能少，在这里过度诠释与诠释不够一样是被坚决反对的，海德格尔的观念“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是被坚决拒斥的。

第三，马克思的思想是一种文本为本的对象性存在。在黑格尔看来，“哲学史即哲学”这一观念通常也被理解为“哲学就是哲学史”，以说明有关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恩格斯把学习以往的哲学作为理论思维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的根本方法，指出：“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无论是哲学的哲学史特质，还是理论思维锻炼的根本方法，都在一定程度上确证了马克思思想作为“意思”存在的合法性与意义，而作为“意思”存在的马克思思想，则主要存在于马克思留下的大量“文本”之中。因为作为思想研究的对象与一般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一般科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自然性的存在，一般为各种不同形态的自然物，因而主要体现为基于经验的研究。而思想则主要体现为思想家的“言说”，包括著述、演讲、论辩等，对思想的研究主要体现为对思想家“言说”的研究，即对“文本”的研究。因为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文本就是言说最主要的承载者，对于历史上的思想家特别是早期历史上的思想家尤其如此。这意味着研究思想的方式主要体现为对文本的“倾听”，体现为以文本为本的“文本解读”，同样，马克思思想也是以文本为本的对象性存在。

二、作为“意味”的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相对于马克思思想“意思”研究的学术化和科学化旨趣，现实的实践则是马克思之后人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研究最重要的态度。这种态度的依据是马克思的经典论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把实践看成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在更根本的意义上，把马克思主义看成实践性的存在，而不只是一种知识性的存在。这种态度立足马克思提出的“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现实性意义，也确证了马克思主义的永远在世性。不同于其他相对客观化的学术研究，人们很少能离开现实的实践和实践的现实，离开表现时代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纯粹地回到马克思思想本身。由此，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就不只是一种“意思是什么”的追寻，而更重要的是一种“意味着什么”的追问。

（一）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立场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其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明确坚持并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立场，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单纯的知识性存在和抽象化教条，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价值、方法论意义及人类性特质，强调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和“现实的确切事实”。在致卢格的信中，马克思就曾明确表示，“我不主张我们树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而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列宁更是直接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马克思恩格斯之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不同样态，实际上也都是对其时代现实实践的反映与关照。具体说来，一方面是源于现实实践的需要，是对“时代的口号”的解答；另一方面又是现实实践的理论升华，历史具体与现实实践的不同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样态的不同。比如，马克思主义除了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中国的不同发展而形成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即列宁斯大林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外，在西方也形成了各种不同样态的马克思主义。如果从大的历史方位来看，20世纪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卢卡奇、葛兰西等为代表，是依据当时新的历史条件下所面临的新的无产阶级革命命运和策略问题，为无产阶级确立的新革命观和制定的新革命策略。20世纪中期及以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等为代表，是面对当时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异化或物化的生存困境问题，对人类自由和解放新途径的探索。如果从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来看，卢卡奇基于当时无产阶级阶级意识自觉的重要性，确立了意识革命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核心地位。葛兰西则基于西方社会的市民社会对社会和国家具有强力支撑的特质，提出了必须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或文化霸权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观。法兰克福学派针对现代发达工业社会技术理性、大众文化等对人的全面奴役和统治，确立了文化批判理论在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中的合法性与必然性。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不自由和非人道的生存境遇出发，以人的自由的形而上本质和生存论维度为坐标，建构了历史人学理论。至此，我们也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中以现实实践为基础的理论与历史的统一。

（二）马克思主义的“意味”

立足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立场，透过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历史相统一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意味”存在的必然性与意义也就呈现在了我们面前。

首先，马克思主义“意味”着的是丰富可能性。知识的内涵在于相对的确定性与可能的有限性，亦即知识的“真值函项”相应于一定的逻辑和“自变元”总是确定的，它所包含的意义也是有限的。而思想的内涵则在于丰富的不确定性和无限的可能性，亦即真正的思想是没有所谓“真值函项”的，因为它并不符合演绎意义上的必然性逻辑，当然也就没有真值函项意义上的“应变元”。莎士比亚的“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表达的不仅是文学艺术所包含的无限可能，也是对思想的“意味”之张开性意义的深刻说明。在这个意义上，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研究，马克思的思想也就具有了丰富的可能性。而思想发展的丰富可能性则源于实践的多样性与不断延展，马克思主义“意味”的丰富可能性根本上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质，源于人类丰富多彩不断展开的实践内容和形式，源于不同地域和时间中存在的多样性实践。“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恩格斯深刻指出了时间对于人类理论思维的意义，同时也阐明了空间对于人类理论思维的意义，因为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时间通常创造着人类活动的另一种空间，而空间也只不过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时间。时间、空间、实践等的多样化与不断延展，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意味”的丰富可能性，也意味着丰富多样的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

其次，马克思主义“意味”着的是永远在世性。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是力图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最常用论据。抛开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这些否定者以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缓和、主要矛盾的消解，以及无产阶级的“有产化”等马克思主义产生时条件的变化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及当代价值，实质是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永远在世的“意味”，而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知识性存在，仅仅归之为他所属的那个已经过去的时代，但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众多思想家都从不同层面有力证伪了这一观念，并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意味”的在世特质。比如萨特就曾断言，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詹姆逊也明确指出，指认马克思已经过时的观点是“不合逻辑的”，“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仍是理解新的历史内容所不可缺少的，新的历史内容并不要求修改马克思主义，而是要求扩充它”。德里达则强调，“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其实，不仅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开放性确证了马克思主义必然具有的无穷“意味”，而且马克思主义实践的本质也在根本上确证了其开放性及永远在世性。这种在世性不单是因为“产生它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也不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仍是理解新的历史内容所不可缺少的”，而是因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照的问题是非时代性永恒的人类性问题，比如马克思主义不只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更是关于整个人类解放条件的学说，整个人类的解放毫无疑问是与人类存在相始终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立足的实践不是已经成为历史的旧人类实践，而是处在现实时代中人们正在从事的活生生的现实实践，马克思主义就体现为“建立在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作用的基础之上”永远在世的不断发展。

第三，马克思主义“意味”着的是不断生成性。在克罗齐看来，“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因此，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的”。克罗齐的这一观念揭示了人们在历史研究中的一种当下性理论诉求，它不把历史看成已经给定的，而看成是不断生成的，而“现在生活中的兴趣”就是历史不断生成的最重要基础。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实践性存在，与其他纯粹理论性的存在不同，它同样甚或说更在于“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无论马克思主义最初的产生，还是之后马克思主义各种不同的发展，其最直接的兴趣都不是基于纯粹理论的逻辑，而是对当下实践需要的关怀。比如马克思主义最初的产生就是当时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以后的发展体现为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而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则更加集中体现为对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的确证。因此，根本上来讲，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并不在于理论上的荣耀，尤其不在于对已经成为历史的理论的考古需要，而在于当下实践的价值，当然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意味”的非给定性和不断生成性。只要人类的实践在不断地生成中，马克思主义也就必然在不断地发展中，而马克思主义“意味”的不断生成性彰显着马克思主义的历时性意义与诉求，澄明了马克思主义不断演进的“当下性”生命。

三、从“意思”到“意味”的辩证法

确定了马克思思想“意思”性研究和马克思主义“意味”性诉求的实际特质，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坚持“意思”和“意味”的辩证法，如何理解马克思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价值和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思想意义就成了需要进一步厘清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一个“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怎么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体现着马克思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相统一的要求。这种要求简单说来就是，没有马克思思想的“意思”，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意味”，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意味”，马克思思想的“意思”就不能把自身时代化为现实的实践，也就不能实现自身的不断生成性本质。

（一）正题：立足“意思”生成“意味”

作为一种过往知识性存在的“意思”，马克思的思想是一切马克思主义“意味”的前提和基础。这种前提和基础不仅体现为各种马克思主义的共同思想资源，也体现为所有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先验逻辑。库恩通过范式理论说明了科学的历史演进：一定的科学范式首先是人们认识科学、从事科学实践的基础，尤其是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任何真正的科学活动都必须首先从进入一定科学的范式开始。当然在科学的意义上，这种范式首先必须是被信仰的真正的知识，即被确证的真实的和关于世界是什么的信仰，它不同于“意见”就在于它能够满足人类求知本性的需要，能够确切地告诉人们世界是什么。这种范式的意义还不仅在于“解释世界”，而且必须能够在“改变世界”的实践中起到作用，这在中国的文化观念和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观念中表现得尤为典型，满足着人们“学以致用”的实践追求和“知识就是力量”的技术理想。马克思的思想告诉了人们整个人类社会运动的基本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同时为“改变资本主义世界”提供了“超越理论的和书本的争论，探讨纯理论思考难得提供的社会主义变革的实际可行的战略”，从而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最有力的重要范式。马克思的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各种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共同的思想资源，规定了所有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都必须具有的先验逻辑。

（二）反题：着眼“意味”活化“意思”

作为一种现实实践性存在的“意味”，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思想最活化的生命和最现实的意义。海德格尔强调，“所有不具有此在的存在方式的存在者都必须被理解为无意义的存在者，亦即从本质上就对任何意义都是空白的存在者”。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也批评了一些哲学家把哲学当成“原来的一盆冷饭，一炒再炒，不断端出来，以飨大众”的做法。对于作为“意思”存在的马克思思想来说，如果不能真切观照此在的存在方式，不能把自己生成为现实的马克思主义，那就必然沦落为与其他已经成为过往的理论没有任何差别的“冷饭”。这意味着具有丰富可能性、永远在世性、不断生成性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意味”正是马克思思想的根本意义，是马克思思想能够得以活化的根据。因为作为“意思”的马克思的思想虽然在很多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也提供了许多推动社会变革的“实际可行的战略”，但这些“发现”和“战略”大多都有其相应的人类处境，即有其相应的社会历史条件。随着人类处境即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这些“发现”和“战略”也都必须在观照各种不同的现实中生成马克思主义的各种不同“意味”，否则就会变成“无意义的存在者”，甚至“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之后包括恩格斯在内的很多思想家都更加强调马克思思想的“方法论”意义。比如卢卡奇就明确指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不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的一些研究成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命题的‘信奉’，也不是对‘圣书’的解释。与此相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指的只是方法”。

（三）合题：从“意思”到“意味”

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要坚持立足“意思”生成“意味”和着眼“意味”活化“意思”内在统一的辩证法，既不能离开马克思思想的“意思”，去任意生发马克思主义的“意味”，也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意味”去纯粹考据马克思思想的“意思”。因此，一方面任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都必须立足马克思思想的“意思”研究，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包括著作、笔记、书信等，认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以各种不同形式存在的言说，努力回到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历史时代，还原文本产生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尽可能客观地呈现马克思思想的原初本义。另一方面任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都必须着眼马克思主义的“意味”诉求，坚持从“意思”到“意味”，亦即坚持从马克思的思想到马克思主义的观念，以人类社会不断推进的现实的具体的实践为观照，把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作为着眼点和落脚点，去阐释马克思的思想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意蕴，在马克思主义无限丰富性、永远在世性、不断生成性的实践本质中，实现马克思主义所应具有的时代化“意味”，创新发展出永远属于新的历史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四、马克思主义“意味”研究的先验原则

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从“意思”到“意味”的辩证法，彰显了马克思的思想作为“意思”存在的当下性生命意义，明确了具有不同“意味”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同时也规定了立足马克思思想“怎么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意味”研究的先验原则。

首先，必须把马克思的思想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对此，完全可以从马克思恩格斯之后能够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得到证明。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格局总的厘定来看，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主要坚持了马克思早期的异化理论和人本主义逻辑，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主要挖掘了马克思理解社会活动和历史进程的科学主义思维。具体来说，比如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出发，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大众文化以及心理机制等对人的操控与摧毁，提出了意识形态批判、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和性格结构与心理机制批判等社会革命策略。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思想领袖德拉·沃尔佩，以马克思的辩证法为思想资源，特别重视并主要通过分析马克思最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两大文本，揭示了黑格尔先验辩证法的根本要害，进一步确立了“具体—抽象—具体”的“科学辩证法”在人类社会活动和历史进程中的意义。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坚持“依据症候的阅读”法，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结构主义的重新阐释，其中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其依据症候阅读的最重要“本文”。

其次，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终极追求作为最终要解决的问题。问题往往影响着理论的性质，共同的理论追求通常会生成具有共同性质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实现人的真正自由与解放是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的终极追求。这种终极追求集中体现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即“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也“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虽然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主要表现为以政治解放和经济解放为内容的无产阶级革命，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主要表现为以人道主义为基本精神的文化批判，西方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主要表现为力图以经验实证的现代科学精神来重建对人类社会活动和历史进程的理解范式，但这只是由于不同“处境”造成的具体理论差别，这种差别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念，并不影响他们占有人的类特性“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的最终理论旨归，不影响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性质。对此，我们坚持卡西尔推崇的笛卡儿的观点：“太阳光不会由于照耀在不同的事物上就会被分化成不同的东西”。

第三，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作为根本方法。“方法是任何事物所不能抗拒的一种绝对的、唯一的、最高的、无限的力量；这是理性企图在每一个事物中发现和认识自己的意向。”黑格尔深刻揭示了方法对于人类理性所具有的绝对性最高性意义及其与理论自身的内在统一关系，马克思与其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显然坚持了黑格尔的这一观念，都特别自觉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重要方法论意义，强调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本质重要性。比如马克思逝世12年后，恩格斯在与当时德国著名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讨论《资本论》时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列宁则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提出了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统一的思想。从马克思主义的实际发展来看，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基本上都坚持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主要坚持了实践的、人道主义的方法，西方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则更主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科学辩证法”。

最后，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作为根本立场。立场作为理论的立脚点和出发点，是理论的前提和基础，决定着一个理论的根本性质、核心问题、基本观点、重要方法和发展逻辑，决定着一个理论为什么是这个理论和首先要怎么样才能成为这个理论的问题。恩格斯所指出的马克思为我们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不仅是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意义，而且首先强调的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研究的出发点”即立场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也正是因为其全人类立场的绝对普遍性而成为迄今为止最具崇高性的理论，这种全人类立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具体表现为最广泛的无产阶级立场和社会主义条件下最广大的人民立场，马克思主义由此也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不同“意味”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自称为马克思主义或者被称作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这也意味着一切研究、传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

因此，我们可以说，决定马克思主义“意味”研究的先验原则最重要的就是马克思思想的资源、问题、方法与立场四个基本维度。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科研规划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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