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北市城镇历史变迁

　　淮北市是安徽省的省辖市，东经116°24′～ 117°03′、北纬33°16′～34°10′。地处苏豫皖三省交界、淮海经济区腹心，市辖相山区、杜集区、烈山区和濉溪县，总面积2741平方公里，人口219万人，其中城区户籍人口135.4万人。城市规划区面积420平方公里，城市建成区已达100平方公里。

　　市政府驻地相城是淮北市主城，古称相邑 、相县，别名相城。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之《商颂》就留有“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的文字。从夏商至春秋战国，相城不断发展成为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春秋时为宋国共公之别都，秦汉在此设郡、县、国治。此后，相城多作为沛郡、国的都邑，直至南北朝北齐天保七年（556）正式废除相县，并入萧县，使古城冷落废弃长达1400多年。20世纪50年代，随着淮北煤田的发现和大规模的开发，古相城再次崛起。缘煤而建，因煤而兴，1960年，国务院批准设濉溪市，建成以相城为中心的点多面广的工矿城市。1971年，更名为淮北市，为安徽省辖市。改革开放后，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电力、纺织、建材、冶金等工业蓬勃兴起，逐渐发展为新型能源工业城市。

　　

1. 先秦时期

　　相城，北依相山,南面濉水。早在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相城就有人类在此稼穑耕耘，繁衍生息。田野考古调查在渠沟村发现了新石器至周的遗址，与历史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可以证实相城的历史距今6500年前。此时，由于相城地处黄河流域，土地肥沃，交通便利，随着生产工具的进步，人们开始了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生活，逐渐择地聚居。故而农业经济的发展也成为相城建城的根本原因。从夏商至春秋战国，相城不断发展成为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春秋时为宋国共公之别都，秦时为泗水郡治，相城先民们在此创造了灿烂的先秦文明。

　　1.颛顼建城说

　　据显通寺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宿州知州甄譓《重修相山庙碑记》云：“按庙之前代石刻谓相之古城帝颛顼所建”。史前“相城”是否真的存在？2012年，在现存的战国至汉代相城城址西南方的古濉水边发现距今6000年前的史前聚落遗址，是否为传说中的最古老的城址，有待进一步考古证实。

　　当古代天文学初兴起之时，相山周围新石器时代早期至大汶口文化时期的聚落众多，离今相城最近的遗址位于渠沟凤凰山西侧、睢水东侧，可以早到距今6500年前甚至更早，这已为考古调查所证实。《辞海》中记载：传说中古代部族首领。号高阳氏。相传生于若水（今雅詟江，四川省渡口一带），居于帝丘（今河南濮阳东南）。曾命重任南正之官，掌管祭祀天神；命黎任火正（—作北正）之官，掌管民事。《史记•五帝纪》云，“颛顼……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所谓“载时以象天”讲的就是颛顼帝按时观测天文变化以指导农业生产。又《史记•历书》“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扰，不可放物，祸菑荐至，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复侵渎。”这里透露出九黎乱政，扰乱了天文历法，给天下造成了混乱，危害了农业生产，故颛顼登位后理而平之，通过命南正重司天管理天文工作，恢复了正确的天文历法。

　　从“相”之造字、颛顼帝平九黎之乱以使神民不杂的史实、以及相山周围史前聚落文明的发展多方面综合考证，并结合相山庙古碑之记载，颛顼帝筑相城并非空穴来风，建城的真正原因应是“相”天以指导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是统治者加强管理的体现，而“相山”、“相水”、 “相城”得名可能都源于此。

　　2.相土建城说

　　相地也是商三祖（卨、昭明、相土）最早经营之区域。昭明之子相土作为商汤十一世祖，生活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晚期，本为“子”姓，初封于相，居于相地，故以地名为氏，犹如黄帝本姓公孙，有天下后居轩辕之丘，故称轩辕氏。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九宿州符离县条云：“故相城在县西北九十里，盖相土旧都也。”《太平寰宇记》卷十七宿州虹县条云：“故相城，盖即相土所居，后因名之。”从文献记载来看，相土曾居相城，但并未明确相城是相土所筑。

　　相土本人精于计算，测天量地助其父昭明佐禹夏立下赫赫功绩。《诗•商颂》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这是对相土功绩的最好总结。根据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有限的史料记载，可以推知他少时始居相城，掌学天文，后袭位迁居商丘，为夏司徒、火正、方伯。年夏敷水土，测地宜，土封疆，天下以平，故得“相土”美谥，留千古烈烈颂声。至于相土所居之相城城址是否位于今已发现的战国至汉代相城城址内，或者是相山周围的其他地方，还有待今后的考古证明。

　　3.商周时期的相城

　　相城自相土到春秋时期宋共公的一千多年间变迁情况如何？目前没有可靠的文字记载，相城周围发现的这一时期的文化遗迹也极少，唯在今相城西南不远处的渠沟调查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至西周的遗址，但西周文化层堆积较薄。至春秋时期宋共公瑕迁都相城，才有正式的历史记载。

　　《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在“相”和“相县”条下注云：“本春秋宋邑，秦置县，因境内相山得名”。可见，相城形成于春秋时期。西周建立后实行分封制，周成王时，代王摄政的周公旦把旧都商丘周围地区分封给了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爵为公，国号宋，建都睢阳（今商丘）。宋国是周朝的一个较大诸侯国，其爵位之尊、地位之重而与齐、燕、卫、晋、鲁并列。曾统治过整个豫东地区、鲁西南地区、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及山东西南部广大区域，其存亡本身对春秋列国与战国七雄间格局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这时期，相城属宋之沛地，一直都是宋与齐、楚争霸的前方重镇。

　　《春秋左氏传》载：鲁桓公十五年（公元前697年），“冬，十有一月，公会宋公、卫侯、陈侯于袲（chi），伐郑。”鲁、宋、卫、陈四国会盟于袲地，共同协商讨伐郑国的事。袲：古地名，《唐韻》尺氏切，音侈。《后汉书•郡国志•沛国》中杜预说会盟之地：“袲，在沛国相县西南”。袲为宋地，沛国相县西南二里有古袲亭，清人《光绪宿州志》记载：“会盟之地或谓渠沟未详。” “袲”的具体地望可能指淮北市相山区渠沟镇，相城城址西南。2011年，田野考古调查在渠沟村确实发现了新石器至周的遗址，与历史文献记载相互印证。

　　宋文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89年），宋文公去世，其儿子子瑕继承王位，为宋共公。《史记·曹相国世家》张守义《正义》：“宋共公自睢阳徙相子城”。《方舆纪要》：“相城，在宿州西北九十里。志云：古相土所居，宋共公徙都于此。”他在位期间（公元前588—576年），由执政大夫华元专国。由于都城发大水，为避水患，将国都由河南睢阳（商丘）迁至相城。对这次迁都，南朝陈顾野王撰《舆地志》云：“宋共公自睢阳徙相子城，又还睢阳。”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云：“睢水又东迳相县故城南，宋共公之所都也，国府园中犹有伯姬黄堂基。堂夜被火，左右曰：夫人少避。伯姬曰：妇人之义，保傅不具，夜不下堂。遂遇火而死。斯堂即伯姬焚死处也。城西有伯姬冢。”黄堂基，宋宫失火，伯姬（鲁宣公之女，宋共公之妻共姬）焚死后留下的一个高于地面的台基，位于相城内城中。

　　战国时期，由于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促使了政治、经济、文化的集中，引起了城市的迅速发展。相城作为宋的别都，发展成为有一定规模的城市。关于春秋战国时期相城城址，1960年淮北建市之初，还可看到古相城城墙残留部分，为夯土筑成，底部宽约50米，高6—7米。隐约可见内城城墙呈长方形的大概轮廓，城郭西北缺角，分内、外两城，外城形状呈方形缺角，东起长山路内侧，西至濉溪路，北起民生巷，南至火车站南约500米。内城位于外城的东北部，伯姬黄堂基所在处。东起闸河路，西至新华巷，南至古城路。外城东城墙长1300米,西城墙长850米,南城墙长185米,北城墙分为三段,长约1850米,总面积约2平方公里,为官吏、平民及商人居住的郭城。内城为宫城,南北长600米,东西宽400米。在淮北市第二中学和原矿工医院一带施工中，曾挖掘到黄堂基的遗迹，在相城出土的文物中，也有春秋至秦汉时期的石器、玉器、铜器、陶器等，货币发现有蚁鼻钱、楚大布等。从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情况及市内融华仕家建筑工地相城“水门”及南城墙的考古发掘情况来看，位于淮北市区的古相城外城城墙最早应建于战国时期，内城应是春秋时期所建。

　　战国末年，宋国也曾盛极一时，宋国君偃“自立为王，东败齐，取五城。南败楚，取地三百里，西败魏军”。宋国因此而与强国齐、魏和楚为敌。《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王偃立四十七年（即公元前286年)，齐涽王与魏、楚伐宋，杀王偃，遂灭宋而三分其地”。《汉书•地理志》载:“宋微子二十余世,至景公灭曹,灭曹后五世,亦为齐楚魏所灭,三分其地,楚得其沛。”相城属沛地,至战国晚期宋被齐、楚、魏三国瓜分后相城被楚占有。春秋战国时代尽管列国纷争不已，整个社会从总体上看是处于混乱状态，这自然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但在各个诸侯国内部，为了增强实力，克敌制胜，还是十分重视发展经济的。淮北地区由于长期在楚统一管辖下，人们生活相对安宁，加之奴隶制度解体，封建生产关系逐步确定，铁制农具的出现，促使农业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有些地区已经相当富庶了。

　　据《商颂》（《史记·宋世家》）记载，殷商时期，本地已开始酿酒，并有了以酒祭祖祈祷的习俗。也许这就是口子酒的渊源。战国时期，随着古濉水交通的发展，酿酒业也逐渐发展起来。战国末期思想家韩非子来此周游，著作《宋人酤酒》。

　　

　　（二）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秦汉时期，相城成为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汉时达到鼎盛。相城多次作为沛郡、国的都邑及相县治，直到南北朝时期北齐天保七年（556）废除相县，并入萧县（符离县），降为偏远小镇。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废除分封，建立郡县。分天下为36郡，泗水郡的治所设在相城，延用战国时期城址，成为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下辖相、铚等十余个县。秦统一后，结束诸侯割据之争，国家渐趋安定。采取一些促进社会发展的措施，统一了度量衡、法津、文字和货币等。经济社会生产逐渐恢复。

　　淮北所处地区，在战略要地徐州外围，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由于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和对人民的无限制的搜刮，则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新的灾难，从而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愤怒反抗。豪杰群起，不断鏖战于相、铚、萧、酂等地。公元前209年，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蕲县、铚县等地成为了主要战场。秦将章邯、司马尼在相县大肆屠杀，使相城元气大伤。公元前205年春，刘邦与项羽在濉水北渠沟一带发生激战，刘邦部队死伤数万人，尸首弃入濉水“濉水为之不流”（《史记·项羽本纪》）。战争在推动历史发展的同时，社会生产也遭受严重破坏，经济凋敝，人民大量逃亡。相城自然难逃厄运。

　　汉高祖帝四年（公元前203年），刘邦以自己家乡沛县为名，改泗水郡为沛郡，仍治相县（《汉书•地理志》）。领37个县，有民户409079，人口2030480。辖县之多，户口众多，可谓盛极一时，这也是沛郡历史上辖地最广时期。此时，相城的外城已初具规模。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封大将居翁为相城侯，沛郡为其侯国。宣帝地节元年（公元前69年）沛郡更为彭城郡。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复名沛郡，并在今濉溪县赵集孤山一带置竹县，属沛郡。

　　汉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黄河第一次入淮，在今河南濮阳瓠子(今河南濮阳市西南)决口，东南溢入淮河、泗河，注入钜野泽（又称大野泽），淮泗因而泛滥成灾，从黄河流域到淮泗流域，共16个郡受灾。此后20余年，黄河曾多次夺汴、濉、涡等诸流入淮，每次决口横流，都带来大量泥沙，淤积在淮北平原上，使良田变成荒滩。濉河是历代黄河决口洪水入淮的主要通道，河床改道，水系紊乱。相城居濉河中游，泥沙淤积更甚，受祸愈烈。“城郭坏沮，稸积飘流，百姓木栖，千里无庐”。历至前109年才堵住决口，河复故道。

　　西汉建立后，采取了“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等政策，使生产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相城作为郡治也逐渐繁荣起来。

　　公元9年，王莽篡汉，尽易天下郡县名，改相县为吾符亭，改沛郡为吾符郡。相城一带曾遭涂炭。公元11年黄河的又一次决口，造成河、济、汴(即汲水)之间长达六十年的洪水泛滥，堤防毁坏，水运阻塞。由于黄河南泛，改变了中原水运发达、城市繁荣的景象。

　　东汉建武二十年（44年）光武帝刘秀封其子中山王刘辅为沛王，改吾符郡为沛国，改吾符亭为相县、笃亭改为竹邑侯国。沛国国都仍在相县。时领21县，有民户200495，人口251393。刘辅在沛王位41年，精心沛国，善于讲说，被称为贤王。此时，相县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

　　西汉武帝为保证对地方控制，在全国建14个监察区，东汉末将监察区正式改为“州”，从此郡县二级制变为州郡县三级制，沛郡属豫州。郡的辖境开始缩小。

　　东汉后期，及至三国更见冷落。三国魏，曹操废沛国立谯郡，治亳县。魏明帝太和六年（232）改封谯王曹林（曹操之子）为沛王，卒后，子纬继位。景初二年（238）复立沛国，都府迁往沛县。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使得淮北地区遭受很大的破坏，中原地区竟无兵可募、无粮可征。三国时期曹魏广开屯田，积蓄军粮，淮北地区也成为屯田的重点区域，农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经济稍有恢复。魏沛郡太守郑浑在萧、相两县交界兴坡遏，开稻田，曾叹“郡界大湮，患水涝，百姓饥乏”（《三国志•魏书任书杜郑全传》）。

　　西晋八王之乱后，淮北地区是主要战场，经过少数民族的贵族政权的残酷掠夺，相城渐渐衰落。两晋南北朝变化很大，归属屡有更易。西晋时境内铚县属谯国，相、竹邑两县改属沛国（都相），沛国领县9，民户5096。晋武帝司马炎即位（265）后封司马景为沛王，卒后，子韬继位。西晋太康二年（281年），复置沛国，建都相县。东晋安帝义熙七年（411），复立沛郡。属徐州，治所徙往萧县。晋武帝太始元年封沛王景治相，食邑3400户。

　　南北朝约170年，兵连祸结，战争频仍，淮北地区又是主要战场，经过战争的残酷掠夺，先后为北方少数民族贵族政权的后赵、前燕、前秦、后秦、北魏、东魏、北齐、北周的领地，东晋、宋、梁也曾短时间收复过，建置十分复杂，但沛郡、相县长期保留。南朝梁武帝普通六年于铚县置临涣郡，北魏、东魏仍之，属谯郡，领县3，户790，人口2062人。萧梁时改置下邑县，东魏改为涣北县，并增设白掸县（今百善）。北齐时改涣北县为临涣县。直到北齐天保七年（556），沛郡、相县废，相县并入当时的龙城县（今萧县），为相城乡。

　　

　　

　　（三）、隋唐两宋时期的相城

　　

　　北齐天保7年（556年），相城彻底失去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据《北齐书·帝纪第四》载：北齐文宣帝高洋在天保7年11月下诏：决定并省3州、153郡、589县，这也是我国州、郡、县的第一次大裁并。时相县被并入符离县。客观地看，早在东晋，相县就已出现衰败迹象，所以，相县的撤并有其充分的理由和原因。据史书记载，东晋的封国，二万户为大国，一万户称次国，五千户称小国。而沛国（治所相城）却已不满五千户，成为小国之中的小国了。南北朝“五胡乱中华”以后，兵戎践踏，战火摧残，再加上不可抗拒的天灾，黄淮地区几乎成了无人区，而地处黄淮腹心位置的相城更是在所难免，再也不具备担当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条件，最终一蹶不振，沦为一个普通的乡镇。

　　究其原因，除了战祸频繁、政区变更、交通闭塞等原因之外，相城衰败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水患。战争虽然能使繁华之地毁于一旦，但仍可以重建甚至扩建，完全可以繁荣再现。交通状况也很容易因人为的因素而得到改善。只有特大，特别是长期的水患，方可使一个地区的元气大伤，并极难恢复。而相城正处在黄泛区，屡屡的黄河泛滥，逐渐使相城肥沃的土地变成沙原，比较利于舟楫的河流变为平地。再加上人口大量迁移，以致相城地区逐渐变成人烟稀少，不利耕作，不宜人居的蛮荒之地。

　　但是从隋唐到北宋的这段时期里，因隋唐大运河通济渠的开通，北宋在开封建都等其他原因，淮北市所辖区域内却又出现了较长时间的繁荣和发达。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承前启后，又大起大落的短命王朝。他留给唐朝的遗产除政体、法规之外，最重要的便是大运河。就在相城被撤销县级建制的50余年后的隋大业元年，隋炀帝便下令开凿从洛阳到扬州流经相城地区的通济渠，虽然通济渠的开凿当时给人民带来了无比的灾难，但却造福了唐宋两代几百年。到唐中晚期通济渠仅年运粮已达600多万石,到北宋时期年运粮近700万石，不用说其他物资的运输了。通济渠的漕运，已提至隋唐两代“建国之本”的高度。有这么一个黄金水道，致使黄淮之间这个历来兵家必争，又多灾多难的地方，逐渐成为“纲运繁沓、舳舻相继”的人烟稠密之地。

　　特别是在通济渠沿岸，水上运输业的发达有力地带动了两岸经济的发展，以致驿站、集镇鳞次栉比。流经淮北市辖区的通济渠仅41.5公里，却在沿岸分布了柳孜、铁佛、百善、三铺、四铺、五铺6个较大规模的集镇，沿运河平均每6.9公里便形成集镇一处，可见其当时的人口密度。如百善、铁佛、四铺，现在仍是镇（乡）政府所在地。

　　现在的柳孜集，古称柳江口，便是当时规模较大的集镇。该镇最早见于史载的是唐成通九年（869年）。从现有的史料看，柳孜应是当时因通济渠而新兴或是扩建的，而且规模接近当时的县级治所。据现存的宋碑天圣塔碑文记载，柳孜当时已设有兵马监押巡检这类只在州县才能设置的官位。1999年国家文物部门对隋唐大运河柳孜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出土一座石构建筑，8艘大小不一，结构不同的唐代沉船，以及涉及到当时全国20多个窑口的精美瓷器，一度在国内外考古界引起了轰动，被评为“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这次发现，不仅解决了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流经路线问题，而且也证明了柳孜当年的繁荣，据《宿州志》载：到明代柳孜镇仍有“庙宇九十九座，井百眼”。2002年起，经国家文物部门批准，柳孜遗址开始了第二次大面积发掘，从目前揭开的地表文化层看，这次发掘还将会有许多重大发现。

　　四铺，现为淮北市一个乡政府所在地，距西边的柳孜约二十公里，他的兴起完全缘于通济渠的开通。按唐宋时期漕运的规定，大约一天的水旱路程，大小官员都要驻留的，而四铺距当时通济渠东边的另一个重镇埇桥约20公里，正好为一个驿站。尽管四铺和柳孜一样失去了当年的容貌，但仍留下了众多的历史文化遗存。1984年8月，中国唐史学会来此地考察隋唐大运河，在今四铺东1.5公里的四铺店村，通济渠河道北侧，发现了一处长宽各约1000米的遗址，遗址有一条南北向宽约50米的街道遗址，地表下埋着难以计数的残砖断瓦和陶瓷碎片。在四铺南约2公里的大郭家村，距通济渠遗址正南2000米，有一运粮城遗址，该遗址为一台地，面积约9600平方米，同时还在此地发现一批宋代白瓷片，磁州窑瓷片和青花瓷片。由此可见，当时沿通济渠两岸的六个重镇呈现出一派商旅云集、生意兴隆、人气十足的繁华景象。

　　《宋史·蒋之奇传》也从另一个侧面记载并证明淮北在唐宋两代比较发达。宋神宗熙宁（1608－1077年）初，也正是在王安石变法期间，蒋之奇“迁淮东转运河使，岁恶民流，之奇募使修水利，以食流者，如扬州之天长三十六陂、宿之临涣横斜三沟，尤其大也，用工至百万，溉田九千顷，活民十一万四千”。此等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在当时的中国是比较罕见的，要知道，北宋时中国总人口最多时也不过2000多万。因此，现代出版的各类《中国通史》中，无一不提到“横斜三沟”。直到现在，在通济渠两岸淮北市的辖区内，尚有高粮沟、白龙沟、孟沟、杨柳沟、雁鸣沟、五沟等10多个以沟命名的村镇。可见，在那段时间内，通济渠沿岸不仅商贸繁荣，水利比较先进，农业也相当发达。

　　据史料记载，通济渠最终的废弃与湮塞是在北宋末年。主要原因是由于南宋与金的对峙，而通济渠沿岸又是宋金对峙的拉锯区，双方都不再需要运河的漕运来维系统治，而后，元朝又迁都北京，漕运的终点也发生了变化，再加上黄河泛滥时的淤积，久而久之，通济渠便埋入地下，以致现代学者为其流向问题争论不休，直到柳孜遗址发现才最后定论。

　　关于唐宋时期相城城址内的情况，从文献中得到的比较少，通过近年来的相城东城区的考古发掘，找到了一些可以佐证历史文献记载的遗存。位于东城区的火车站南广场与金色云天小区建筑工地，在施工过程经文物部门抢救性考古发掘发现大量唐宋时期的生活遗迹，并且出土大量文物。发现宋代古井4口，出土大量瓷碗、瓷罐等。还发现唐代小型墓葬一座，还出土有唐代饼底黄釉碗、盏。考古发现说明唐宋相城内还有相当的居民居住，并且在有的阶段内人口也较多，经济较繁荣。

　　总之，通济渠开通直到北宋末年的500多年，通济渠淮北段沿岸地区虽然在其间经历过战争、水患、干旱等天灾人祸，但由于水运的存在，该地区仍属全国比较发达、富庶的地区之一。但作为在北齐天保七年之前曾是这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相城，由于划归符离县，而通济渠沿岸比较发达的地方归属了临涣县，所以，从秦以来，直到南北朝北齐一直是郡、县、封国治所的相城，再也没有恢复其以前的地位，重现以前的风采。

　　

　　

　　

　　（四）、元明清时期

　　北齐天宝七年，相城撤县制后，逐渐衰落，降为相城孜，直到新中国建立，境内都未有郡府建制。在长达近1400年间，只是陆续出现过几个县制城镇，但都是昙花一现，未成规模，到元朝时，只有临涣稍成气候。作为中原南缘，淮北地区人口稠密，经济也较发达，作为商品集散交换的集镇的出现势在必然。元朝末年，在濉河和溪河交汇处的一个徐姓渡口的基础上，逐渐兴起了一个集镇—徐溪口（或濉溪口）。元统一中国后，饱受宋金战争摧残的酿酒业日益兴旺起来，至正三年（1343年），在境内渠沟设立了课酒税的“酒监”。

　　明朝时期，境内商贾、富户多聚于濉溪口，明末资本主义萌芽出现，规模有较大发展。到明朝万历年间，仅濉溪城酒坊就达10余家，酿酒技术进一步提高，酒质渐入佳境，引无数骚人墨客迁游于此，饮酒赋诗，留下了“橘徕疑楚泽，沽酒读离骚”，“隔壁千家最，开坛十里香”等诗句。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为防战乱侵扰，在四周挖深壕，设栅门，置吊桥，筑水圩，形成濉溪城雏形。清顺治三年（1646年），濉溪口辖43集，已是宿州四大重镇之一，清雍正、同治时期州同都曾移驻。为防捻军，咸丰五年（1855年），驻濉溪口清军在水圩基础上筑土城。同治三年随着濉河大兴桥建成，濉溪口扩大到濉河东，濉河成内河。

　　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开始废土城改砖城，至光绪二十九年结束，濉溪古城达鼎盛规模。砖城墙高约10米，宽约1米，总长约2974米，建有东西南北四城门和小西门、小北门，四座城楼、四座阁楼、八座炮楼，砖城外土筑瓮城，深挖水壕，城门处建桥。城内面积约0.5平方公里，相续建有东西走向的前、后、南3条大街（现存的濉溪老街是指原来的前大街）和10多条南北走向的小巷，街口建有8座厦子门，巷口建有5座棂子门，城外防御整座城浑然一体，城内防御各街巷自成一体。城内典型建筑有仲子祠、城隍庙、古濉书院等。清末居民2000余人。清顺治元年（1644年），举行评议酒质，鉴别优劣的“乡饮酒礼”，一年两次，并成乡规。又经过近200年的发展提高，到清中后期，口子酒已形成了自身质醇味正、入口甘甜、溢香久远的特点，到嘉庆七年，酿酒作坊仅濉溪已达30多家，销售经水陆两路，北抵塞外张家口，南达长江吴淞口，就在这个时期，口子酒的中原名酒地位逐步确立。

　　至民国初年，濉溪已超越临涣，成为境内最大城镇，商品交易和服务业十分活跃。濉溪老桥头成为商品吞吐的咽喉，每年夏秋水旺季节，桥西码头边，商船云集，桅杆林立，满载粮食、口子酒、煤炭、毛皮等土特产的商船刚刚离岸，一船船载有江西木材、毛竹、瓷器，福建红白糖，沪宁染料、布匹、纸张、煤油，苏杭丝绸，宜兴紫砂，以及其他工业品和日用品的货船接踵而至。烟酒业一般是前店后坊式，除酒外，兼营香烟，服务业主要有菜馆、浴池等，民国初年有因跑堂何大来出名的玉堂轩菜馆，经营羊肉出名的致美轩菜馆等30多家，风味小吃120余家，地方名吃有苗馒、丁家壮馍、郝景运夜包、刘志洋荷叶蒸肉等，浴池有“三益池”、“大观园”、“亚海泉”等4家。

　　随着津浦铁路的通车，打通了外销运输瓶颈，口子酒业更是突飞猛进。到民国初年，酿酒作坊遍布大街小巷达72家之多，产业工人近千名，发酵池600余条，固定资产6000多万元法币，年产300多万斤。涌现出“协聚”、“广益”、“允诚”、“福全”、“南豫泰”等一大批老字号，各具优势，各霸一方，其中，资金雄厚、薄利多销的 “协聚”占据着上海市场，诚实守信、农商兼营的“广益”抢得南京头名份额，占有老窖地利、质量夺魁“允诚”独霸芜湖市场，“春和园”则垄断滁州市场。

　　从咸丰三年到十一年，本地的捻军就有南坪夏白部、淝河李允部、相山黄里任福德部，外加北上在此长期活动捻军著名首领张乐行部，如清《重修安徽通志》所述，“临涣之战，…遍地捻踪”，濉溪境内成为捻军重要战场，九年间，大小战斗数百次，著名战事有三克濉溪口、两夺临涣城、南坪伏击、奶奶山大捷。其中三克濉溪口，均由捻军主力张乐行部实施，地方捻军夏白部配合，完胜清军，卷城而去。濉溪捻军活动使清军损失达10余万，沉重打击了清朝统治，也使濉溪城烽火连天，哀鸿遍地。

　　在日军侵占前，外地客商络绎不绝，仅沪、宁、无锡、常商人坐开粮行就达59家，日上市量均在百担（30万斤）以上。城内更是商铺栉次邻比，当时繁盛行业有南货业、烟酒业、洗染业、服务业等。南货业经营京广杂货、海味糖茶等，光绪三年，大的商号有聚成、日丰、鼎峰、恒泰、西聚隆、王裕和,其中前街的王裕和号，有门面15间，店员30余人，资金50万银元，货真价实，信誉很高，同时还经营钱庄，民国8年（1919年）后，逐渐被经营品种更全的福顺昌号取代，至民国27年（1938年），南货店就有121家，店员359人;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禁运，烟纸奇缺，行业暴利，出现畸形发展，民国29年（1940年），由战前10多家发展到470多家，抗战结束后又回落到15家；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由于战火破坏，外加流通人为阻断，酒业迅猛发展的势头遭到遏制，并逐渐萧条，尽管在战争间隙，如“允诚”等有些作坊在交通无阻碍的城市兴建酒坊，得以短暂恢复，但仍没有改变总体冷落困境。

　　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四军四师一部于1945年9月解放了濉溪城，同时成立了中共领导下的濉溪市政府，同年5月进行了土改运动，8月由于国民党新五军进攻，新四军退出濉溪。1947年9月，陈毅、粟裕大军南下，豫皖苏军区武装部队攻占濉溪市。随着解放战争形势快速发展，1948年11月14日，战役总前委随中原野战军进驻濉溪临涣文昌宫，运筹战事，自此始，历时65天，歼敌55余万的淮海战役在濉溪周边200公里范围内拉开了序幕，濉溪城再一次经受了血和火的洗礼。整个战役有三个大的歼灭战组成，其中双堆集歼灭战在濉溪境内发生，另一个歼灭战陈官庄也在距濉溪城不足15公里。濉溪境内双堆集歼灭战为整个战役的第二阶段，从1948年年11月18日南坪阻击战始至12月15日全歼国民党十二兵团止，历时28天，经过阻击、包围、围歼三个阶段，歼灭4个军，共12万人，生俘兵团司令黄伟。淮海战役期间后方的濉溪人民积极支军支前，宿西县（现濉溪县）成立了共2000副的担架大队，2000辆大车，为战役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战役结束后，濉溪城从此远离了生灵涂炭战火，步入了一个和平发展的新时代。　　

　　濉溪古城

　　濉城巍峨，瓮城雄踞，炮楼高矗，门道相隔，森严壁垒。其建筑古朴典雅，呈明清风格，现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濉溪古城位于符夹铁路以东，老濉河以西，俗称“口子”。春秋战国时期即为“汴水入濉之口”，秦时属于泗水郡。

　　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本地商贾、富户多聚于濉溪口, 为防侵扰，便在四周挖深壕，设栅门，系吊桥，筑水圩。

　　清顺治三年（1646年），濉溪口为相乡驻地，辖43集，为宿州西北之重镇。清光绪《宿州志》载：“州西北濉溪，去城七十里，商贩鳞集，地狭人稠，奸宄易匿。雍正八年，详请州同移驻，并颁捕务关防，旋因黄河北徙，州同奉裁。同治四年知州张云吉禀准，将凤颍同知移驻，以资弹压。”咸丰五年（1855年）清兵驻濉溪口，为防捻军，筑土城垣。同治三年（1864年），城东濉河建大兴桥，河东建土圩，后土城断续倒塌。光绪十二年（1886年）由绅士吴香甫倡议，废土城建砖城。清末居民2000余人。

　　民国初，濉溪口为宿县濉溪区署驻地。为防军阀混战，由绅士周俊哲倡议：重要街口建厦子门8座，小街小巷建棂子门5座，砖城外东、西、南三面用土筑瓮城，环城深挖壕，仅在城门处建桥与城外相通。1950年建濉溪县，县人民政府设在城内。二十世纪70年代后期，由于老城处于采煤塌陷区，在符夹铁路西建新城。  

　　    城墙基部用条石砌垒。墙体青砖砌筑，高约6米，顶筑垛口1450个，成脊形。城墙东、西两面呈水平状态，南、北两面随地势起伏。城墙内用土筑，有城隍。城墙周长无记载，据1980年航测影像图沿旧基计算约为2974米。民国34年（1945年）9月濉城南门东侧城墙稍有毁坏，36年（1947）9月东门北侧城墙被炮轰塌一段，随之全部拆除。

　　瓮城高4米，宽3米，浸水处用块石砌垒，其余土筑。

　　城壕，也称护城河，宽3米左右，深2米多，1950年填壕开路。今老城后街东起大闸，西至银行营业所，即城壕旧址。其余壕段大部淤平，现存不足7000平方米

　　濉溪城楼均为砖木结构。东城楼高7米，小青瓦合垄屋面屋顶呈歇山形式，出厦飞檐挑角。脊上有陶瓷烧制的獐、豹等兽头及虫、鱼动物。东、南、北三面有走廊。东面木制棂子门两扇，南、北面正中各有木制六棱窗1个；西面有木制六棱窗3个。门窗外漆黑色，内漆紫红色。北、南、西城楼同高6米，四周均有走廊，内面正中有木制门两扇，其余建筑同东城楼。西城楼于民国初年倒塌，后经再建未复原貌。

　　城门6座。始建砖城时，东门称凝曦门，南门称熏和门，西门称挹翠门，北门称振极门。均为木制双扇铁皮门，铁皮镶面，圆头钉铆合，门腰部镶有铁箍两道。门洞为拱形，砖石砌筑。门拱上方嵌有石雕，下铺石板路（东起老濉河西岸，西至关帝庙巷南头．全长一公里，街宽五米，街面青石铺砌，光滑如镜）。另外城西北角和西南角各有简易城门1座。皆于1950年拆除。

　　阁楼与厦子门同为城防设施。城内有阁楼4座：南阁（观音阁），位于南阁巷南端，东阁（文昌阁），位于前大街东端；西阁（佛天阁），位于南大街干巷北端；北阁（水得阁），位于当典巷北端。斗阁均为砖木结构，骑街而建，分上、下两层。墙为青砖砌筑，起脊小青瓦合垄屋面。上层正面各有木制大门两扇，门两侧各有木窗1个。下层为青砖砌筑拱形门，高、宽均为3米，装铁皮木制门两扇。阁内均有泥塑彩色神象。西阁毁坏较早，北阁毁于清末，东阁和南阁于1950年拆除。前大街有3座厦子门，骑街而建，分别坐落在南阁巷北端、建设巷北端、牌坊街，间距大致相等，约为200米。后大街有4座厦子门，分别坐落在九道弯北端，平安里巷北端、关帝庙巷北端、十南巷北端，相距为230米。均为砖木结构，于1950年拆除。

　　濉溪口居豫皖苏3省交界处，素有“鸡鸣听三省”之说，为京广杂货集散中心，集市贸易繁荣。私人商铺很善经营，大多是“前店后坊”，沿街挂有各色招牌的杂货商号多达数十家，店内货物堆积，小到针头线脑，大到各色家具、琳琅满目，昼夜营业，有“口子不集——常市(常事)”之说。

　　濉溪口俗称“口子酒之乡”。民国初年已有酒坊七十二座，外乡争来沽酒者络绎不绝。古城饮食名点，闻名遐迩，著名的有王家冰糖肘子，张家大盘辣子鸡，王桥麻婆豆腐，丁家壮馍等，特别是“丁家壮馍”堪称一绝，以其“色味纯正，香脆可口”赢得食客称赞。

　　

　　临涣古城

　　临涣古城位于今濉溪县西部，临涣镇西北，春秋时期为宋国铚邑，秦汉时期铚县，南北朝临涣郡、县的古城。南朝梁属于临涣郡，隋唐时于此置临涣县。蒙古至元二年(1265年)废县。

　　建城始于春秋时期，古名铚城。据《通志载记》，在三国时期，曹操屯粮于临涣古镇，垒土筑墙六公里，环绕古镇四周为城。南临浍水(涣水)，故名临涣。土城呈方形，城基保存基本完好，城外东、西、北三面地势平坦，城内建筑大部分聚集在城南部。现仍有三个突出的高地，尤以观星台为著。土城系夯土构筑，分为两次建成。遗址近正方形，东西长1409米，南北宽1394米，周长5606米，面积约196万平方米。现存残城垣宽为30米～50米4米，高8米～9米，北部城垣仍清晰可见。东西城垣上有烽火台遗址，西城垣存台6处，东城垣存台3处。南北城垣未设置烽火台。城有东西南北4门，原存南门城阁1座，南阁又名玉皇阁，即南城门城楼，高15米，长12米，宽9米，始建于唐代，于1978年拆除。城内尚有城隍庙、慈云庵、禅阳寺(现称西尚寺)、山西会馆、基督教堂、仓沟等景物。城外有凤凰台、观星台、点将台、插花庙以及回龙泉、珍珠泉、龙须泉等。城外曾挖有护城河，长4.2公里。城废后，镇向东南发展。现该城为省重点保护文物。

　　在该城地表和第二次构筑的土层中发现许多泥质红灰陶片和瓦片，其中可辨器形有大口、小口、卷沿、四耳的平底罐等。出土实物经考证，早期的为西周至春秋时期文物，晚期的为汉代文物，由此可以推断，该城为春秋时始建，汉代进行第二次覆盖构筑。

　　临涣古代仕宦名流颇多，有秦相蹇叔、西汉铚县县令朱震、东汉讲学大夫徐宣、西晋“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西晋诗人嵇喜、东晋艺术家戴逵、金代数学家武祯等。

　　文昌宫位于城内东北角，始建于唐代，原名尚书宫，又名藏书宫。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总前委曾驻于此十余日，后迁至城东小李家。

　　临涣茶馆始于明代，独具地方特色，现存10家，集中于南大街两侧，有茶座300余张。茶用龙须泉水、六安茶棒，汤色红艳，清香甘美。临涣酱包瓜也独具地方风味，远近驰名。

　　

　　（五）、城市发展

　　

　　从北齐天保七年（556年）废相县为相城乡，直到1960年，相城的归属虽数度更改，但其行政建制只是一个乡。古相城在1400余年后再次崛起，并成为省辖市的政府所在地，其根本原因在于上世纪50年代淮北煤田的发现和大规模的开发。其发展的历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缘煤而建（1955－1960年）

　　据史料记载，早在唐代中叶，宪宗元和三年（808年），淮北就已发现可燃的“石墨”，北宋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大文学家苏东坡在任徐州知州时，就曾为毗邻淮北市区的萧县白土镇发现的“石炭”，写下了“石炭歌”，这也是淮北矿区发现和利用煤炭资源的最早文献。

　　淮北煤炭真正实现规模开发起于清末民初，当时民间商人掀起了商业投资热，先后在淮北建成了包括孤山、烈山在内的两个矿区。1922－1926年，仅烈山煤矿日产原煤已达2000多吨。1926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把烈山煤矿收归国有，成立农矿部烈山总局，此后20余年间几经起落，至1949年，孤山、烈山两个煤矿已濒于崩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经济建设的恢复和发展，能源需求剧增。因此，国家把淮北煤田列入了重点开发的地区之一。

　　1955年5月起，国家地质部组织地质普查大队在淮北地区进行了1：50万地质普查。

　　1955年9月，华东地质局决定成立325地质队，进驻淮北地区开展煤田地质普查工作。

　　1957年8月,淮北矿区筹备工作正式开始。

　　1957年10月，325地质队正式提交地质报告，充分肯定淮北矿区的开采价值。

　　1958年4月，煤炭工业部宣布成立“闸河煤矿筹备处”。

　　1959年底，烈山竖井、袁庄矿、沈庄矿简易投产，总设计能力年产原煤132万吨。

　　1960年2月17日，撤销淮北煤矿筹备处，正式成立濉溪矿务局。同年4月划出濉溪、萧县两县接合部，设立省辖地级市——濉溪市。将城市主城区选址在濉溪县三堤口。由于1963年的洪涝灾害，三堤口地区被淹没，遂将主城迁移到相山地区。

　　第二阶段：地位确立（1960－1978年）

　　1971年经国务院批准，濉溪市更名为淮北市。

　　1972年，淮北市与淮北矿务局分开办公。

　　1960年至1976年党中央粉碎“四人帮”之前的十几年中，刚刚兴建的淮北市却接连遭遇了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致使尚无地级城市雏形的淮北市的建设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甚至在1967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市委书记高心泰和濉溪矿务局副书记王振林被造反派打死的惨剧。但淮北的煤炭工业却保持着较高的增速，到1965年底已形成生产原煤218万吨的能力，1970年上升到500万吨，到1976年，已突破千万吨，正式进入国家重点煤炭城市的行列。

　　在此期间，依托煤炭工业的发展，淮北市的电力工业也得到较快发展，装机总容量95万KW的淮北发电厂的一期工程已经并网发电。地方工业也开始起步，到1976年底，已建成机械制造企业21家，纺织、服装企业4家，建材工业包括砖瓦厂、水泥厂、卫生陶瓷厂、化工厂、橡胶厂等企业也陆续建成，电子工业也实现了零的突破。具有悠久历史的“口子酒”，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规模生产，以其独特的风味享誉全国，供不应求，成为淮北市建市以来，除了煤电之外，又一名牌产品。

　　与此同时，城市基础设施和各种配套设施，也逐步建成和扩建，其中包括道路、交通、供电、供水、金融、学校、商业网点、卫生体育设施等。改变了建市初期整个市区“一条马路、两盏灯，一个喇叭满城听”的局面，这样的建设速度在当时的中国是罕见的。

　　这首先得益于党的高层，包括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为代表的健康力量同林彪、江青之流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把“文革”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1969年2月9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徐淮地区“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代表时，专门询问了淮北矿务局的代表，了解了淮北煤炭生产和淮北发电厂5000KW发电机转子修理情况，并对煤炭运输问题作出指示。其次，广大煤矿职工发扬“燃烧自己，温暖他人”的精神，坚守生产岗位，三十工程处掘进7队还被煤炭部授予“猛虎掘进队”称号。广大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忍辱负重，攻关破险，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用辛勤的劳动为国家和社会创造出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从而使淮北市在逆境中还能以超常的速度，实现了由一个偏僻的乡村到现代化的煤电城市的转变。

　　

　　第三阶段：改革开放（1978－1992年）

　　1977年濉溪县划入淮北市，最终形成现在的城市格局。

　　淮北市曾在1954年和1963年编制过两次总体规划，但由于历史的原因，第一次总体规划因主城迁移，未能付诸实施。1963年的总体规划，才正式将相城确定为主城区，开始有计划地建设，城市的主要功能是为煤电工业服务。

　　1980年淮北市总体规划正式把淮北定性为以煤电工业为主的工矿城市。

　　1991年淮北市总体规划修正方案，把淮北市定性为“以煤炭、电力工业为主，轻纺、化工、建材协调发展的能源基地。”

　　从以上规划可以看出，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到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前，淮北市在煤电生产中又迈上了新的台阶，成为建市以来煤电生产的最好时期。煤炭产量一度跃居全国同类城市前五名，人均地域工业产值和人均财政收入居全省前列。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也得到了较大改善，主城区面积也得到了较大拓展，并在淮海地区享有“小上海”之称。之所形成这样的局面，一是由于改革开放后，全国的经济，特别是工业快速发展，对煤电的需求量大增，而作为一个新兴的矿区，生产潜力较大。二是由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包括承包等生产经营机制的推行，极大地调动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三是科技进步，包括先进的机器设备和生产技术的采用和推广，大大地提升了煤炭的生产能力。但由于计划经济影响较深，更由于煤炭在此期间一直是国家调配的物资，因此，淮北市在解放思想、调整产业结构、企业改制等方面却相对滞后，地方工业、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相对发达地区来说起步较晚，发展较慢。而且随着原煤产量的大幅提升，煤炭资源正走向枯竭。

　　

　　第四阶段：城市转型（1992－2011）

　　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精神指引下，淮北市逐步摆脱计划经济的制约和影响，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在此期间，较好地完成了企业改制，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有了较大进展，招商引资工作成效显著，包括“三资企业”在内的非公有所有制企业得到了较快发展。城市建设得到了较大改观。更重要的是城市转型工作也逐渐提升到重要的发展战略位置。

　　2005年淮北市总体规划，开始把城市职能定位成：重要的能源和制造业基地；现代商贸、物流城市；区域性高品质的生活居住中心；服务全市域的生产和生活服务中心；区域性的旅游休闲度假中心。

　　2007年中共十七大召开之后，淮北市按照中央和省委的统一部署，根据本地煤炭资源逐渐枯竭的严峻现实，审时度势，正式作出了“推进科学发展，加快城市转型”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了“着力推动单一煤电行业向多元产业转型，着力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着力推进传统商业向现代商贸服务业转型，着力推进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型，着力推进工矿城市向山水生态城市转型，着力推进传统管理型政府向管理服务型政府转型”的“六大转型”发展思路，并付诸实践。

　　2009年，淮北市被国务院正式确定为资源枯竭城市之后，淮北市更加自觉地着眼于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坚持大开放，实施大投入，建设大项目，发展大农业，扎实推进体制改革，深入扩大对外开放，不断优化产业结构，保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一座能源型兼有纺织、服装、酿酒、建材、医药、食品、化工、机械制造等工业门类比较齐全的现代化工业城市已初现雏形。

　　淮北煤炭产业已由1990年代初单一的煤炭开采，逐步转变为开采与深加工并重，煤炭深加工与煤化工、精细化工并重的深层次产业形态，逐渐走上一条依托、延伸、超越煤炭的科学发展之路。煤炭工业规模巨大，年产原煤达4000多万吨，居全国第五位。煤化工产业将进入集聚发展的新时期，投资19.6亿元建设的国内最大煤焦化基地—临涣煤焦化项目一期建成投产，省861重点项目南坪煤化工项目正式启动。2011年，全市4家煤化工规模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50.33亿元。电力工业平稳发展。2011年，大唐淮北发电厂、淮北国安电力公司、临涣中利发电公司3家规模较大的电厂和10家公用或自备综合利用电厂，总装机容量达160万千瓦，实现总产值181.7亿元，发电量84.2亿千瓦时。大唐虎山电厂开工建设。

　　食品工业迅速崛起。淮北市已建成凤凰山、宝迪、百善、口子四大食品工业园区，总面积35平方公里。其中，凤凰山食品经济开发区是安徽省第一个专业食品工业开发区，集聚100多家食品加工及配套的包装、印刷、物流配送等企业，被评为全国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全国农产品加工创业基地、全省农业产业化加工示范园区；宝迪、百善、口子工业园也分别形成了肉类深加工、粮油深加工、饮料酒酿造的鲜明特色，加之宝迪总部成功入驻淮北，基本构建了以大企业为核心、以中小企业为配套的产业集群。产品种类丰富多样，主要有白酒、啤酒、面粉、方便面、饼干、乳制品、冷鲜畜禽肉、低温熟食、冷冻食品、调味料、营养早餐等。“名驰冀北三千里，味占江南第一家”的口子酒，1999年被评定为中国十八大名优酒标准样品。2002年荣获中国白酒典型风格金杯奖称号并被国家批准实施原产地域产品保护，成为国家第三个被批准实施原产地域保护的白酒品牌。2005年6月“口子”商标被评定为中国驰名商标。2006年，口子酒业被国家商务部首批认定为“中华老字号”。2011年，实现食品工业总产值161.95亿元，利润12.12亿元。食品工业步入发展的快车道，成为全市工业第二大产业。

　　淮北市提出“打造矿山装备制造业基地、构筑矿山机械贸易平台”的构想。吸引山河智能机械公司、安徽天地通重型机械等国内外煤矿机械生产企业及贸易客商到淮北落户。中芬矿山机器公司、淮北矿山机器公司、淮北一环机械公司、淮北大金矿山机械公司等个私经济、民营企业进驻县区工业园。2011年，全市规模以上矿山机械企业139家，实现工业总产值152.68亿元，销售收入164.25亿元，利税8.28亿元。

　　轻纺工业实力雄厚，形成了针织、纺织、印染、服装等多元化的新格局。拥有“星云”牌印染布、“飞亚”牌坯布、“淮海”牌平色布等一批名牌产品，涌现出飞亚集团、印染集团、红方集团等一批在全国颇具影响的纺织工业集团。今一制衣、顺达纺织、佳悦莱服饰等一批民营企业快速发展。宁波维科、深圳华孚、台湾唯一、香港金海等大型优势企业入驻淮北。2005年4月，飞亚股份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募集资金1.52亿元人民币；2008年6月，深圳华孚收购飞亚集团100%股权，飞亚股份更名为华孚色纺。至2011年，全市有纺织服装企业100余家，实现工业总产值59.3亿元，增加值14.6亿元，利税3.5亿元。实现工业总产值35.5亿元，增加值9.9亿元，销售收入34 亿元，利税2.7亿元。

　　陶瓷建材逐步形成产业优势和特色，培育淮矿水泥、宝光钢构、佳美陶瓷、长安新型墙材、家园型材等一批优势企业。2011年淮北市建材工业共完成工业总产值46.86亿元，销售收入47.03亿元，实现利税1.54亿元。

　　生物医药推动工业经济转型，增强新兴产业发展后劲。2011年全市生物医药工业企业4家，实现工业总产值15.66亿元，销售收入15.19亿元，利税总额1.42亿元。主要产品有氨基酸系列，生物原料和医药中间体系列，中西医药片剂、针剂、胶囊系列，氧化应激药物系列，生化农药系列等。其中“金蟾牌”华蟾素、“集晶”牌氨基酸系列产品畅销国内外市场。2009年，全市规模以上新兴产业企业102家， 2011年新兴产业实现总产值160亿元，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8家，实现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121.9亿元，增加值31.2亿元。

　　城乡教育条件逐步改善，素质教育深入实施。淮北市有普通高等院校3所，在校学生31439人。各类中等职业技术学校25所，在校学生35658人。普通中学143所，在校学生146588人。其中高中28所，在校学生48985人；初中115所，在校学生97603人。小学371所，在校学生159286人。幼儿园148所，入园儿童48713人。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100%，初中学龄人口入学率99.61%；小学毕业生升学率99.51%，初中毕业生升学率95.10%；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4.35%。淮北市第一中学荣登“中国百强名校榜”3次。

　　文化滋养城市，培育精品文化。全市有艺术表演团体2个，文化馆5个，公共图书馆5个，博物馆5个；广播电台1座，中波发射台和转播台1座，电视台1座；有线电视用户15.46万户；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98.5%，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98.5%。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的《大哥》、《大姐》等6部电视连续剧和《茶色飘香》等4部影视剧，获得“金鹰奖”、“飞天奖”、“金剑奖”等全国全省多项大奖。市老年合唱团连续3次荣获全国老年合唱节最高奖。连续3届获全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组织工作奖。全市1000多人的文学创作队伍创作电影、电视剧、戏剧、小品、歌舞、书画等各类文艺作品近万件，获得全国性表彰23项、省级表彰300多项。体育场、矿山博物馆建成使用，图书馆、文化馆、方志馆免费向市民开放；柳孜运河码头遗址和汴河遗址百善老街及柳孜码头段已进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科学研究成果显著。县以上政府部门属科技机构11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5个，从事科技活动人员559人。2003至2011年，共组织实施国家、省、市级各类科技计划项目442项，取得科技成果297项，有153项达省内领先和国内先进水平，有47项科技成果获得省级奖励。2011年新增安徽宝迪畜禽副产物综合利用等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3家，新认定酶工程、铝加工等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7家，新建国家和省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3家，新认定农村科技服务组织9家。全年技术合同交易额6183.3万元，进入全省前六位。至2011年，获得专利2217项。

　　卫生事业长足进步。全市共有卫生机构678个（含村卫生室），床位11166张，卫生技术人员11180人。淮北市是全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57家扩大试点城市，1999年10月1日正式建立新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在全省率先建立覆盖全市农村居民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障覆盖率超过95%，122万人参加新农合、52万人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高，全市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75.8岁。

　　体育事业成绩斐然，竞技体育人才辈出。2010年底，淮北市体育场地设施总数为1200个，体育服务经营户达400余家。从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起，有中国摔跤第一人之称的盛泽田，连续3次夺得奥运会铜牌。纪纲、范小平、王健、王贵贤等淮北籍运动员也纷纷站到世界领奖台上，为家乡人民争得荣誉。

　　1996年，淮北市被国家列为全国三大土地复垦示范区。1999年，被全国爱卫会授予“全国卫生先进城市”。 2002年，被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授予“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2005年，被国家建设部授予“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称号。2006年，被建设部命名为国家园林城市。2009年，被评为安徽省唯一的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2010年，入选“中国特色魅力城市200强”。